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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八十六章 我是世界之王（第2页）

但他心里却真的充满了疑问——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哪个环节崩了？

为什么最佳影片这个最重要的奖，他全力以赴之下，依旧掉了链子？

……

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了给“最佳电影”投票的全体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的心中。而在这大约6000个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和技术工会成员之中，又有312人尤为吃惊。

因为他们都是哈维·韦恩斯坦关系网里的一员，是他通过多年的人脉关系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铁票仓”。他们投票的时候，也是心照不宣地照着“艺术家”写下了那一票。

但如果，假如有一个上帝视角，无视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将会看到，这一幕——

一条看不见的线，悄无声息地牵引着无数张选票，在最后的统计环节中，轻轻地偏向了一个不被预设的方向。

2012年这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仍采用“记分制复选”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每一位会员在投票时，不是只选择一部最喜欢的影片，而是需要依喜好顺序依次填入多部作品，从第一名到第五名。

这本是一种鼓励共识、避免极端的投票机制。

结果，《艺术家》虽然在第一顺位得票中领先，却也因为其默片黑白的风格较为偏锋，导致不少投票人干脆将它排除在外，甚至连第五名都不选它。

而《盗梦空间》不同，它不但在第一顺位有稳定票仓，更关键的是，它在大多数选票的第二、第三顺位中，出现频率极高。它是一部少有人特别偏爱，但也极少有人特别讨厌的影片，是典型的“广泛认同型”。

于是，当投票系统一轮轮淘汰得票最少的电影，并将它们的选票按下一个偏好重新计入时——《盗梦空间》的得票如暗流汹涌般迅速上涨，最后在某一临界点实现了反超。

奇迹，就这样在一个没人料到的机制缝隙中发生了。

最佳影片的金像奖，就这么被它一把拽走。

而在这一系列阴差阳错的推演中，是否有人暗中操控？

没有。

虽然华纳兄弟动用了资源、人脉、包场试映、媒体铺垫，该做的都做了，但效果依旧只是到了有一定影响的程度，远谈不上操盘。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转折点，那或许只能追溯到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

奥斯卡提名者官方晚宴，恰好撞上中国的元宵节。

而《盗梦空间》的男主角、同时也是影片投资人之一的某人，彼时自觉在影帝与导演奖项上希望渺茫，便干脆没有赴宴，而是低调返回中国，陪父母吃饺子去了。这本来也是当初他答应潘程蓉的事。

事情被学院官方爆料出来之后，他这次拒绝赴宴的举动，竟然被媒体当成了一个新闻，报道了他的特立独行，为了亲情，不惜放弃这么好的宣传机会，是如何如何，甚至顺便还宣传了一番中国元宵节。

而这样的我行我素，看亲情看得比拿奖更重要的行为，恰好击中了学院内一部分文艺范成员的软肋。

这部分人有一些正是韦恩斯坦影业的“铁票仓”。

于是乎，其中大概有个几十号人，在第一顺位果断支持《艺术家》的同时，却在第二、第三顺位上，想了想，想起了媒体赋予某身上的“反好莱坞”“文化自觉”“独立精神”等种种标签，于是把票投给了本来那部不屑一顾的商业电影。

最终，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

是巧合吗？

当然是。

可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尺度拉得更长一点——放眼过去二十年、三十年的奥斯卡评选过程，就不难发现：

那些最终摘下“最佳影片”的作品中，或许超过一半，都不是第一轮最受欢迎的；而那些最终抱走“小金人”的影帝、影后、最佳导演，也有三分之二并非一开始就被看好。

他们只是，在规则、机制、宣传、关系、人情、话题、风向等无数因素之中，同等侥幸的被推了出来。

正如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理论中所说的那样：“真正决定命运的，往往不是可计算的必然，而是无法预测的偶然。”

这个世界其实不禁肮脏，还是一个精致而巨大的草台班子。

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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