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四十分,地下指挥室的灯刚调亮,丁义珍已经坐在主控台前。屏幕上的七个红点依旧稳定,张建国所在的房间监控画面里,他正低头喝粥,手还是有点抖,但比昨天稳当了。
安欣推门进来,手里夹着平板:“人醒了,吃了早饭,情绪还算平静。就是一直问,能不能再确认一下孩子那边的事。”
“钟小艾那边回了吗?”丁义珍头也没抬,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调出教育系统备案编号。
“半小时前发来的。”安欣把平板递过去,“燕京育才中学的预录取函已备案,绿色通道审批通过,随时可激活转学流程。她还说,要是真用上了,校方安保直接对接市局特勤。”
丁义珍点了下头,起身抓起外套:“走,我去看看他签字。”
两人穿过两道安检门,进入证人接见区。单向玻璃后,专案组的检察官已经就位,笔录设备开启,录音时间戳归零。张建国坐在桌边,面前摆着空白笔录纸,眼神来回扫视,嘴唇抿成一条线。
丁义珍没进去,站在观察侧室看了一会儿,忽然对耳机说了句:“暂停程序。”
安欣愣了下:“现在?”
“他还没准备好。”丁义珍盯着张建国的手,“不是不想说,是怕说了也没用。”
三分钟后,一段音频从内部广播系统播放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温和:“妈,我这次月考数学年级前十,老师说我能冲清北班……生活老师刚给我送了加餐,说是学校特别照顾外地生。”
声音戛然而止。
这是另一名证人家属在封闭学校的日常通话,经过脱敏处理,不露姓名,不提案件,只留最普通的一段生活片段。
屋里的张建国猛地抬头,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又过了半分钟,他伸手,把笔拿了起来,低声说:“我可以开始。”
笔录重启。张建国一口气说了四十分钟,从赵立冬批条的七张虚假报销单,说到三家空壳公司的资金流向,连发票编号、审批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关键的是,他提到一笔两千三百六十万的资金,最终流向了一个名为“海川物流”的账户,而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徐江的表弟。
“这笔钱名义上是‘港口配套建设费’,实际上根本没项目。”张建国签字时手还在抖,但字迹清晰,“赵市长亲自打过电话,说‘账要做得干净,别让人挑出刺’。”
签完字,他长出一口气,整个人像被抽了力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说:“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说真话也能喘口气。”
丁义珍隔着玻璃看着这一幕,转身对安欣说:“把这段笔录先封存,原件不上网,纸质版锁保险柜。”
“你不传省里?”
“不急。”丁义珍摇头,“得让其他人也动起来。一个人说话是孤证,一群人开口,才是证据链。”
他回到指挥室,拨通周叔的专线:“启动‘信任链’,把张建国那句‘我说了实话,我家人现在很安全’,加密轮播,每十五分钟一次,覆盖所有安置点。”
周叔回得干脆:“明白,语音已剪辑,不带背景音,不露身份特征,只留那一句。”
不到一小时,李响带回消息:港务局档案员陈志明主动找看护人员谈话,要求见专案组;另外两名原本拒绝接触的证人,也提交了书面配合意向书。
“他们说,听到那个声音了。”李响坐在椅子上,脚翘到桌上,“虽然不知道是谁,但听着不像骗人。”
丁义珍笑了笑:“人不怕危险,怕的是看不到出路。咱们给他们一条看得见的路,他们自然愿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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