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二能感受到吴敬中话语中那份深切的失望和愤懑。
但这正是他想要引导的方向。
党国在这国家危难的时候就这屌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面对前线战争物资紧缺、后方政府官员消遣娱乐的情形,当时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并加以报道。
1938年11月,《库务月报》刊载了一篇随笔文章,较早提到“吃紧”与“紧吃”的状况,指出“重庆如此,成都何尝不如此?……‘望乡台上还要贪吃’,真是要命!”1942年2月5日,《节储之友》刊载了一幅漫画,一名战士驻枪站立,凝视着饭桌上觥筹交错的政府官员。可见,战时“吃紧”情况下,官员“紧吃”的现象备受社会关注。
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物资匮乏,而后方的国党官员却奢侈享乐、贪污腐败。
打仗的穿草鞋、没冬衣、粮饷不济,还是浴血拼命。士兵衣食全缺,虽然规定每月仅仅可领二十四两米,就这,还总是被克扣,每月军饷可怜的四块大洋,有的发的是法币,如果是法币连买柴都不够。
再看国统区,孔祥熙和各部会长官一起吃喝,花掉一百九十余元,只是烟酒一项就花费五十元左右。别的长官也是如此吃喝,却不知道前方战士是怎么生活的。
还有陈克文。行政院参事,孔的部下。
他自1935年起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等职长达13年之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克文随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至重庆。仗打成这样,应该严重扰乱了普通人生活秩序,吃吃喝喝只有基本保障,甚至都没有。
但是扰陈克文的饭局日常消遣却照样开展。即使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在大后方持续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民生愈加困难的情况下,陈克文的日常聚餐与应酬仍然应接不暇。
1937年底,陈克文随党国中枢内迁武汉,饮宴之风因大批政府官员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火热。此时,陈克文有时甚至一晚赴约两地、应酬两次。
1938年8月,陈克文离汉赴渝,开始战时大后方生活,同样忙于出席各种宴会应酬。此后,日军不断对重庆进行轰炸,民众日夜奔波于跑警报、躲空袭、藏防空洞。但陈克文的日常应酬和娱乐活动仍较为频繁,经常“几个约会都碰在一个时候”。
在对陈克文日记中全面抗战时期的饭局频次进行量化统计后发现,1937年至1945年,陈克文的饭局共950次。
还有戴老板,抗战时期,戴笠常利用驼峰航线,从外国购买新式物品。
其实大多次的驼峰航运输,他都是为了满足第一夫人和那些皇亲国戚的私欲,但他戴笠也没少给自己购买。
戴笠在各大城市都有公馆,仅重庆一地就有别墅十处。戴笠出门必须自带厨师,以及足够两桌用的精美餐具。因为肠胃不好,他在吃饭前都要先喝一杯开胃酒。
戴笠酒量很大,一次能喝一两瓶白兰地或茅台酒。戴笠请客时,总是当众打开酒瓶,自己先喝上一大口,表示没有问题。如果一瓶酒没有喝完,以后就不会再喝,以防被人下毒。
那些中下层官员,更是有样学样。
。。。
想到这些,龙二知道潜伏里面那个追求金条古董的吴敬中开始了。还好,吴敬中人品不变,只是看开了,捞钱也只捞汉奸的,原则性还是很强的。
龙二适时地接口,顺势说道:“大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不能亏待自己。您在前方拼命,后方那些人却在享福,这世道本就不公。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也为跟着我们卖命的弟兄们,谋一条实在的活路,留一点安身立命的资本?”
他身体微微后靠,让自己的声音更清晰地传入背靠自己的吴敬中耳中,继续说:“李维恭把站里搞得山穷水尽,戴老板又催得紧。光靠‘财神’那条药品线零星接济,或者指望总部那点杯水车薪的拨款,别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难恢复元气。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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