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前彻底呆住了,身体僵硬,像是被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击中。他像是根本没听清,又像是被这完全超出预期、近乎石破天惊的理解和接纳冲击的完全失去了反应能力。
他愣愣地看着父亲,看着父亲那双平时总是带着几分威严,此刻却只剩下疲惫、心疼,和一丝近乎卑微的妥协的眼睛。父亲那平时总是梳理的一丝不苟,如今却已渐稀疏的白发,在修车铺昏暗摇曳的光线下,竟显得如此苍老和脆弱。
下一秒,这个当初离婚时都没在外人面前掉一滴眼泪,只是把所有苦楚和绝望死死的闷在心里,然后把自己往死里折腾的硬汉子,眼眶猛地一红,那层强撑了太久太久的坚硬外壳瞬间碎裂。
李向前积蓄了太久太久的委屈,不被理解的痛苦,巨大的压力,无法摆脱的无奈和那份深藏心底,无法言说,也无法割舍的爱,此时像是终于冲破了所有堤坝,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他猛地低下头,把脸深深地埋进那双脏污不堪,散发着浓重机油味的手掌里,肩膀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了起来。
起初还是极力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受伤野兽的低嚎。但很快就变成了再也无法抑制的,如同山洪爆发般的嚎啕大哭。
那哭声里有多少个日夜不被理解的哭出,有多少次深夜独自舔湿伤口的孤独绝望,又有多少对命运如此弄人的不甘、愤懑和此刻被父亲全然接纳理解的巨大冲击与慰藉?所有复杂到极致的情绪,都随着这滚烫的决堤般的泪水汹涌而出,肆意流淌。
李登云看着儿子在自己面前哭的像个迷路多年,终于归家的孩子,他没有劝阻,也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只是默默的一遍又一遍的轻轻拍着儿子那因剧烈哭泣而不断起伏的后背,他自己的眼眶也早已湿润,发热视线变得一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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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十五刚过,年味儿还没有完全散尽,黄原市各个县的县城便如同约定好一般,骤然变得格外拥挤和喧闹了起来。
从各公社、生产队涌来的基层干部们,胸前一律别着一张醒目的红纸条,上面印着三个毛笔字——“代表证”。
一年一度的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就在这片依旧残留着春节喜庆余韵的氛围里拉开了序幕。这仿佛已经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如同另一种形式的新年集会。
会议期间,原本规模有限的县城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各种口音的方言交织在一起,显得异常热闹。
县城里所有中小学的教室,机关单位闲置的房屋,甚至是窑洞,都临时搭起了地铺,睡满了这些从黄土地上来的掌握着最基层生产生活的杰出人物。
通常这种时候,县里都会请来戏班子唱几天大戏,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似乎会议的气氛越热闹,取得的成效也就越好。
按照以往的老规矩,四干会的,主要议程无非是总结上一年的工作,分配安排新一年的生产任务。在全体大会上,由县官员做总结报告,县上的其他领导再围绕报告精神分别讲一番话,然后各公社代表团分组进行讨论。
然而,今年的四干会却与以往任何一年都不同。这是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
新鲜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鲜的气象,也不知是哪个县率先想出的主意,除了传统的会议日程,今年额外增添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内容。
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开,其他各县城都闻风而动,纷纷效仿。既然别的县城都这么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落了人后。
尽管新任县官员张有志个人内心对这种做法颇为反感,甚至有些抵触。他性格更倾向于务实和低调,觉得发展生产,改善民生,靠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而不是敲锣打鼓的宣扬。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以前他只是副职,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还可以选择回避,但现在他坐在了一把手的位置上,肩膀上扛着的是整个县的发展和责任,就不能全凭个人喜好任性而为了。
更重要的是,张有志敏锐的意识到,这种活动表面上看似热闹浮夸,实则是在展示责任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成果和农村的新面貌,所以他这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于是,在经过短暂的权衡和必要的沟通后,张有志最终拍板决定,原西县的四干会,到时候也要这么搞。
很快,会议的正式议程中加入了相关安排,通知下发到了各个公社,要求各社推选出一批在过去一年里通过勤劳生产,合法经营而率先致富的冒尖户,专业户代表。
会议的最后一天,这些带着大红花的农民代表们将乘坐着披红挂彩的拖拉机、马车,甚至是开着新买的擦拭的锃亮的农用三轮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全县代表们的瞩目和锣鼓鞭炮的喧闹声中,穿过县城的主要街道接受表彰。
张有志虽然拍板决定了要搞这次活动,但具体繁杂的组织实施工作,他自然是不会亲力亲为。他将这项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一位擅长处理具体事务、执行力强的领导,马国雄去全权办理。
马国雄接到任务后表现得雷厉风行,他深知,这类活动组织起来千头万绪,必须早早动手。于是,根据常委会的精神,他早在元旦前后,年前气氛正浓的时候,就组织召开了一次通往各公社的电话会议。
电话会议里,他的声音通过滋滋作响的线路,清晰地传达到各个公社的领导耳中:
“……各公社注意了!今年县里的‘四干’会,要增添一个新内容,这是展示咱们农村新面貌、宣传责任制成果的大好机会!”
他接着公布了县里制定的“冒尖户”标准。
为了让活动显得红火,也为了给各公社施加压力,他特别强调:
“名额方面,县里不做硬性限制!你们各公社,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就推选多少!实事求是,不搞平均主义!”
最后,他抛出了最具诱惑力的奖励措施,声音也提高了几分:
“凡是推选上来的‘冒尖户’,除了光荣!在春节后的‘四干’会上,要披红戴花,坐上彩车,在全县代表面前享受荣誉!接受大家的掌声和祝贺!除此之外,县里还给每户奖励一架——‘飞人牌’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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