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冲完澡,上床,正想关床头柜上的灯,却发现旁边的墙壁上有一条小裂纹,不知是不是地震造成的。即便是,在震后的检查中应该也已被判定没有问题。
就在前几天,在神户举行了“阪神淡路大地震罹难者追悼仪式”。首相都出席了,但对受灾者的援助远远不够,现在依然有近十万人住在简易房、学校或公园里。曾我的一个朋友刚买的房子已无法居住,却仍需支付房贷。看来政府根本没打算认真帮助他们。据说政府要为负债累累的住宅融资机构拨七千亿日元财政资金,曾我想,难道就不能从里面拿出百分之几拨给受灾者吗?
他在大阪总部干了七年,这边有很多朋友,知道受灾的就有十多个,已确认死亡的只有新海夫妇。
他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的。播音员平淡地读出死者的姓名,其中就有新海武雄和新海澄子。
新海是曾我在大阪时的部长,因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对他相当关照。听说他在离退休还有两三年时突然辞职了。事情没有公开,但当时在大阪总部的人几乎都知道,新海部长是被迫辞职的。
当时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某大型汽车制造厂要建立一家新工厂,绝大部分生产加工机械都有曾我的公司负责采购。这么庞大的项目在现在不景气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想象,相应地,好处费的金额也大得惊人,牵扯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个人露馅了,很可能顺藤摸瓜地查出收受贿赂的事情。究竟在哪里切断线索呢?最终,新海被选定为牺牲品。
曾我不了解详情,但社长和董事们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每次看到这些人依然身居高位、专横跋扈,曾我就感到义愤填膺。
传言也被添枝加叶了。其中之一就是封口费,有一个说法称新海领到的金额是正常退休金的两倍,甚至有人说他辞职已算占了便宜。
传言的真伪无法辨别。就算是真的,曾我也确信那绝非新海部长希望的。新海经常说,诚心诚意、踏踏实实地工作,才是成为一名杰出商社员工的捷径。曾我能够想象,背上不正当的嫌疑被迫辞职,新海肯定万分遗憾。他答应辞职,只不过是为了公司考虑;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也是为了逃离不正当的追究。
他却遭遇了地震。知道他死了,有些人肯定心里乐开了花。一想到这些,曾我就难以忍受。
他关上灯,闭上眼睛,却久久难以入睡,也许是想起了新海,精神有些亢奋。
第二天早晨,他离开酒店后去了西宫,上了一辆出租车。他拿着贺年卡。辞职后新海依然每年给他寄贺年卡,每次都是亲笔书写。新海写得一手好字,内容又谦恭和蔼,透着真诚。曾我拿出贺年卡,是想让司机确认地址。以前曾去过一次新海夫妇居住的公寓,但记忆如今已毫无作用,因为街道已面目全非。
司机在地图上查了查,发动了汽车。
“那一带受灾严重。我有朋友在那里,遭遇了火灾,无家可归。”
“您也是这里人?”
“我呀……在尼崎。幸亏住的房子还没事,可车坏了。我好长时间没法工作,真发愁。”
曾我这才注意到这是量私人出租车。
“写贺年卡的人没事吧?”
“唉,去世了,夫妇俩一起……”
“唉。”司机叹了口气,和牛排店老板娘反应相同,“说句不该说的话,夫妇俩一起死也许更好。如果只剩下一个人,就更难受了。剩下丈夫,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剩下妻子,以后的生活也没着落,更无法忘记死去的人。”
曾我并不觉得司机这样说有什么不应该。总能看到相关报道,说地震后孤身一人的老人在临时简易房中衰竭而死。他们需要的不只是金钱和食物,关键是要重新鼓起生存下去的勇气。
得知新海夫妇死亡的消息时,曾我想马上去现场。但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去,而且因为地震的影响,工作更忙了,最终没去成,眨眼间已过了一年。
曾我打开皮包,把贺年卡放进内袋。那里还放着一件重要东西。他摸了摸,合上了皮包。
这次专门来这里,除了要献花,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把一样东西交给新海夫妇的女儿。
那东西是在去年年末发现的,整理公司办公桌的时候碰巧冒了出来。那不是曾我应该拿着的东西,是以前新海寄存在他这里的,一直没取走。
他想,无论如何要把这东西还给新海的女儿。他拿着没有什么意义,又不能擅自处理掉。最主要的是,这对她来说肯定非常重要。
她好像叫美冬。曾我没见过,却曾去过她工作的那家店。
“我女儿在南青山的时装店找了份工作,是一家叫‘WHITE NIGHT’的店。我也不知道卖什么,你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她,不用买什么东西。“以前新海在电话中曾说过这番话。
曾我想,既然店是在南青山,肯定全是高档品。下班后,他去了那里,不出所料,前面镶满玻璃的商店中摆放的都是昂贵得令他难以企及的商品。那天美冬偏偏休息了。接待他的是经营那家店的女老板,看上去年约三十岁,沉着的谈吐中透着高雅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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