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器?……杀害赫伯特·思里夫特?”我说,“你们认为我杀了赫伯特·思里夫特?我为何要这么做?”
“他是我们的人,”加利说,“当然,他已经退休了。可是他在局里依然有很多朋友,现在他们都非常难过。”
“但我与此事无关。你们错得太离谱了。”
“是吗?”加利说,“那么请告诉我,桑普森法官,你有没有雇用赫伯·思里夫特?”
我知道自己不该开口。我在法庭上见过不少被告人,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言辞而遭到控告乃至定罪的。他们之所以会说那些话,是因为他们相信解释一下就会摆脱嫌疑了,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我对此十分了解。
然而,当时我一心只想让这些人快走。结果我也成了一个愚蠢的嫌疑人,以为只要说了实话就能平安无事了。
“是的,我雇用了他。”
“让他帮你做一些私人调查?”
“没错。”
加利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记事本:“他具体为你做什么?”
“那是私人调查,”我说,“不关你的事。”
“好吧。那你上一次见到他活着是什么时候?”
我回想了一下:“应该是在……一个周四。两周前的周四。确切地说,是两周零一天之前。”
“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
“在他的办公室。当时我提前预约了,他肯定有日程表,你可以核实一下。”
“后来你还有没有见过他?”
“没有了。”我努力将他的尸体从脑海中赶出去,那副可怕的景象实在令人难以忘记。
“那后来你还有没有跟他说过话?”
“有,在电话上谈过几次,内容都是关于他替我做的工作。”
“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我……记不太清……周一吧。不,等等,应该是周六。没错,就是我雇了他之后的那个周六,差不多两周之前。你可以调出他的通话记录核实。”
加利在小本子上快速地记录着,那个娃娃脸的警官在一旁专心地聆听。
接着,警长突然看似随意地抛出了下一个问题:“之后你有没有再去过他的办公室?”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那张字条。他们发现了我塞在门上的那张字条。
“有,我……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于是便去了他的办公室,然后——”企图隐瞒是没有意义的——“我给他留了一张字条。”
“你把那张字条放在了哪儿?”
“在……在后门。我把它塞进了门把手上方的门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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